有谁知道代孕-上海代孕产子中心哪家好_跨国代孕中介：万家机构十几万人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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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在一家有代孕业务的公司工作。最近，女星郑爽与前男友张恒的纠纷，令这一灰色产业走到了聚光灯下。

2021年1月18日下午，张恒在微博上了领着两个孩子的照片，随后又发出生证明，母亲一栏疑似是她的前女友——女星郑爽。两个孩子出生日期相差一个月，郑爽和张恒赴美代孕的消息由此被踢爆。

随后张恒方公开的录音显示，郑爽疑似想要弃养孩子，明星热度加持下，对代孕的公开讨论甚嚣尘上，公众聚焦于其背后的伦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早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赴海外生殖业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有公司选择转型。

跨国代孕“操作流程”

代孕分为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传统代孕指把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这种情况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实是有遗传学关系的，即“借宫+借卵”。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是指用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

徐丽还表示，美国完全需要个人去进行这样的行为，没有“包成功”一说，都是按流程走，因为美国代孕总价太高，如果要包成功，可能要进行二次三次的取卵，总价可能在200万元以上。

不想受生育之苦的夫妇，也大约占了徐丽客户的30%。徐丽还有部分客户会去泰国，但2015年泰国立法禁止外国人在泰寻找商业代孕，她表示，泰国大部分客户就是去选孩子性别。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代孕公司的生意并不好做，徐丽的老板为了拓展业务，甚至决定在线上进行推广，此前都是通过熟人口碑相传或者医生推荐。徐丽说，有一些机构是跟别人合作的，然后用别人的实验室，实验室接了很多中介机构，他们的风险会更大。

徐丽最后也承认，其公司在国内也可以做代孕。代孕公司为保护医生，也不会告诉具体的医生信息。

数万机构十几万人从业?

需求催生出了大量代孕机构。

“国内代孕的需求是庞大的。”一位行业内人士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地下代孕供应者，显然有大量的需求，那些想要二胎的，第一胎有问题的，想挑选性别的父母，没有公开的供应，那剩下的就是地下的。

2004年，吕进峰便创建了AA69代孕网站，他宣称，截至2020年11月，从自家“18年老店”诞生的新生命已经超过2万个。

客户来自于口口相传。吕进峰表示，AA69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客户都是通过老客户介绍而来，如客户的朋友、亲戚、患者，还有一部分是自己从网上找来的。“中高端最多也就10%左右。”另外，还有医生介绍：“很多患者只会相信医生推荐的机构，而这一部分客户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存在。”

吕进峰还表示，这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钱赚得不容易。“比如做试管，有成功率，没成功就有重新启动的成本，如果说找的是第三方供卵，还要重新再找一个捐卵的，代妈也有流产的风险、早产的风险，产检过程也可能胎儿有异常，也有打胎的风险，各种各样的风险，所有成本综合算在里面，总体来讲我们的毛利润真的就是10%左右，不是说每一单生意的利润。”

“那些女孩表情都好麻木”

然而，有一类项目只面向女性，15天可以挣到8000元，在疫情期间极度缺钱的情况下，王慧动心了。“试药”机构位于北京，启程前，对接人告诉她，药是促进排卵的，如果上市的话，可以帮助很多有不孕症的女孩，但试药的要求是，需要在月经期间注射。

抵达北京后，她按照对接人的指引，来到朝阳区一栋居民楼的12层，机构名称未知。王慧说，那是一个约200平方米的空间，有登记室、B超室和关着门的手术室。

随后，她被告知试药的人已经满了。“你年龄太小了做代孕也不合适。你要不捐个卵？你们现在女孩年轻再生能力强，捐个卵有8000块钱。”面试官告诉她。

在登记信息时，王慧已经感到害怕，她写了假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在B超室等待做检查的10分钟里，她看到那里的设备很不卫生，直接捅进女孩子的体内，而到医院做妇科检查，一般都会在阴超探头上套一个避孕套做隔断或润滑。更令她难以忘却的场景是，一个处于月经期的女孩，做完阴超时机器上面都是血，“医生”非常冷漠地拿湿纸巾擦了一下，接着换下一个人。

“那些女孩表情都好麻木。”王慧不断重复着，女孩们年龄看起来在20～30岁之间，大多是来做代孕的。

“我当时看得特别难受，门都是开着的，可以随意进出，他们就特别放心，不会说担心你去举报什么的。”她越来越害怕，“万一有个人有艾滋，所有人都有艾滋了。”在被叫到她的假名时，她没有应答，找个机会溜了出去。

法律与伦理风险

吕进峰认为，目前对禁止代孕，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算是合法的，卫生部门只是规定医生，也没有说民间从业者，中介行为有什么违法的，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刑事犯罪的风险，那我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做了18年。”

AA69会与客户签订一份《协议书》，但其客户经理承认，这只是一份“君子协定”，不受法律保护。

由此也会引发一些纠纷，例如，有人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代母，胚胎移植手术刚做完后代母跑路，昂贵的花费也打了水漂。监护权也可能出现争议。代孕所生孩子的亲子关系，法律上的生母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代孕者。一旦代母拒绝将孩子交还，几乎无计可施。

而据媒体报道，一位当年43岁的代孕母亲因感染梅毒遭遇客户“退货”，她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视作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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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后，由于生物学父母不配合，孩子无法落户。

此外还规定：“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卫生部的批准证书到核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与此前国务院提交审议的修正案草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删去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即草案第五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张迪曾撰文指出，《办法》中对违反行为经济处罚低，比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处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未在法律中明确将商业化代孕入刑，缺少刑法的威慑。“这或许也令一些代孕机构有恃无恐。”

张迪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代孕展开分析，以金钱报酬为首要目的的代孕很难确保代孕母亲的自愿决定，如果社会整体在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分配更加公正，或许没人会选择“出租子宫”赚取报酬。此外，商业化代孕将女性和孩子视为商品，贬低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利他主义的代孕不以获得金钱报酬为目的，能够得到伦理学的支持，但在法律法规完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提升和教育、医疗、就业机会公正分配前，不宜将代孕合法化，否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整体，其弊都将大于利。

但吕进峰表示，很多国家都在逐步开放代孕合法化，从周边国家泰国、印度到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从我的角度肯定也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法律，当然不能说完全禁止，因为这是客观的需求。”他说，应该有一个规范性的行业准则，规定谁有资质去开展，然后双方的权益能在法律上有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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